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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建構1945年至1949年的中國文學史，探討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為文學而文學」如何受到政治的影響而趨於消亡。作者透過《大公報》《文學雜誌》《觀察》等文學雜誌，分析1945.08-1949.10中國文學的演變。1945.08.15，日本裕仁天皇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正式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文學的重心自此發生位移，作家與知識人此時對於區分光明與黑暗的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迫切。及至1949.07.02，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於北平開幕，會議中鞏固了對文學的規範、組織對文學的操控作用，延安文藝傳統至此取得正統的地位。1949.10中共建政，自由主義的文學理想，正式宣告終結。

作者簡介

胡傳吉

歷史學學士，文學博士。現任職於中國中山大學。曾在《紅樓夢學刊》等刊發表論文四十餘篇，著有《中國小說的情與罪》。學術興趣為文藝思想研究，近年專注於考察二十世紀四十、五十年代中國知識人的選擇及處境。

【自由主義文學前提的消失】

大同世界烏托邦理想的光芒指引、療救華夏民族受損的自尊心以努力趕超英美的迫切、對唯一絕對真理的信賴、單一哲學前提的確立、文學志趣的嚴重分歧、文學隊伍的劃分、文學及其它計劃制度的強力介入、作者個人的內心猶疑恐懼等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自由前提的消失。這種消失，最終導致了自由主義文學良心體系之自我承擔的不可能。

這裏所講的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所指乃朱光潛、沈從文這一批人所提出並努力為之的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終結了，不合時宜的文學理想，在文學領域裏夢想著思想自由發生、作者自由選擇的理想消失了，在向著同一目的進軍的中國大陸事實上消失了。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基於一個有限時間內對特定文學理想狀況的判斷。自由主義文學理想，被亢奮而高昂的主流文學理想、被美好但實際上遙不可及的大同社會理想而沖淡，並至消失，在朱光潛等人的有生之年，自由主義文學理想再也沒有能夠從他們身上復活。

考察促成自由主義文學前提消失的諸多因素，十分必要。上文提到的諸因素，很說將它們截然分開，而文學規範制度是其核心因素，這一問題，已引起學界的重視。

二十世紀五十後期，中國大陸開始有類似於「當代文學」這一名稱的提法，比如說「新中國文藝」、「建國以來的文學」等等，為了遷就一九四九年這個有政治含義的特殊時間，也為了應和人們對新舊分野的興趣，「『當代文學』的概念的提出，不僅是單純的時間劃分，同時有著有關現階段和未來文學的性質的指認和預設的內涵。當代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的這一理解，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以後的若干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中」。「當代文學」這一提法有其自身的立場與考察視角，「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提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當代文學」這一說法的不完全性，我們不能妄斷哪一種提法更為優越可信，因為各種提法都有各自的言論視角。但「當代文學」這一文學時間，更有利於我們去理解文學規範體制如何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使文學「一體化」全面實現的過程，反過來理解，於本文而言，在「當代文學」這一文學時間內，我們更容易去捕捉自由主義文學消逝的事實。

制度性因素對文學格局的影響，學界一般是將其放在文學思想、文學方向、文學政策、文學機構、文學刊物、文學團體、文學批判等因素上面。這裏面的基本邏輯是，在黨性、階級性、人民大眾的大前提下，文學思想與文學政策領導文學機構、文學創作、文學批判、文學活動，思想落實到層層的管理機構，最後落實到文學的創作出版上，文學在教育體系的傳承上，進而形成一整套文學管理體制、規範體制。

社會主義文學思想脈絡在中國的形成，最早要從李大釗、瞿秋白等人身上追溯起，當然，在文學上的功利性要求，近代可以追溯到黃遵憲、梁啟超等人因時局之憂而在詩歌、小說身上所寄託的厚望。毛澤東將之具體化、理論化了，也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毛澤東有選擇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文學觀，對馬克思主義文學觀裏的個人創造性避之不談），其〈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年一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相結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學習〉（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等文章，被視為促成「當代文學」一體化的重要決定因素，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五月二十三日）更是被第一次文代會確立為當代文學的方向。從上述文章裏可以看到，「文武雙全」的指導思想始終貫徹於毛澤東的文學思想裏，對敵對勢力與假想敵的緊張、警覺幾乎是從來沒有放鬆過。「文武雙全」也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無論是文，還是武，其核心都是「鬥」，在文學領域裏，也須像軍事領域裏，分出敵我勝負，能夠團結到統一戰線裏的小資文學家，可以幫他們克服缺點，改造再改造，如果不能團結改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清除，以保持「我」方的純潔性。